Some Critical Factors of Tunghai University’s Campus Planning

The wonderful planning was achieved by being in the right time for the right thing with the right people. It wouldn’t work without any of it.
/ By Huang, Wei-Ting

「去秋來臺之際，因看過貝聿銘氏東海大學設計的透視圖，無論如何，希望能至現場參訪。走訪之後，才發現其早年作品，出乎意外的低潮，我所期待的是一種輕快賦有流動性、纖細的空間感。然而卻像是京都御所（註：遷都於東京前之日本皇居）以平房群戲劇化了的中庭時，真有些徬徨失措且大失所望。⋯⋯關於整體配置計劃，不知是誰主持其事？建物與建物之間的距離稍嫌大了些，其各自為城的狀況，產生了乏味感，換句話就是沒有所謂外部空間的存在。像這樣的群聚設計，最重要的是在於建築物間，外部空間互相呼應的美妙安排。相思樹群還算不錯，至少也可以好好運用這些相思樹群，使其產生更為緊湊的空間感？」這是日本建築師西澤文隆(Fumitaka Nishizawa，1915-1986) 1963年秋天拜訪東海大學，隨後應1965年6月漢寶德主編的《建築》雙月刊邀稿撰寫的〈台灣現代建築觀後雜感〉。 引用這段文字有兩個原因，首先，西澤是日本村野藤吾之後最重要的當代建築師之一、坂倉準三的得意門生，亦是坂倉準三建築研究所大阪支所長；其次是深得華人傳統與歐洲現代建築文化精髓之日本當代建築師表達的意見。文字中有幾處值得深入討論，一是，西澤認為文理大道兩側的建築群，文學院與行政大樓間，或理學院與圖書館之間間隔過大，缺乏空間感，不過校園多數的植栽都要到1958年3月底文理大道完工前後才陸陸續續種上，可以想見距離1963年秋天西澤來東海參觀不到6年，喬木仍未成蔭，自然未形成陳其寬所謂「留白」的空間氛圍。二則，有可能是對廣義的建築認知不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整個建築文化的觀點亦步亦趨移植西方，皆專注於建築上的表現，很少有類似像斯里蘭卡建築師巴瓦或早年東海關心建築與建築間的「庭園」或「留白」佈局。

文／黃瑋庭